份证
当父亲。那是去年春节时父亲到北京找他，在县城车站买火车票时，大盖帽一定要检查身份证，父亲没有带，不得不打的回家取。他倒不是心疼打车那几十块钱，说实在的，他半日的工资已经够了。他只是觉得父亲越老越不中用了，难道连个谎话或者好话都不会说吗，哪里用得着再回家跑一趟。花冤枉钱倒在其次，主要是让他心里不舒服，仿佛受了屈辱似的。还有一次父亲在秦皇岛火车站吐了一口痰，结果被人罚了十块钱。他觉得父亲一定是受骗了，就连在北京站随便吐痰还不一定就被抓到呢，更何况一个小地级城市，哪里来的那些规矩。肯定是火车站流窜的诈骗团伙专门吓唬乡下农民的，利用他们见识少，并且无知愚昧的特点。当时父亲跟他提起这件事时，他感到窝囊，不知道是替父亲还是因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卑。他没有回应什么，父亲也没能看出他眼神中流露出来的不屑和鄙视。本来这件事他是想尽力忘掉的，可身份证偏偏丢了。而父亲再三表示要帮儿子办身份证，又逼他一古脑想起了曾经的耻辱。所以他暂时不想看见眼前的这个人，尽管他是他的父亲，而事实上他很久很久没有喊过他爸爸了。都说父子没有隔夜仇，但他始终记得刚毕业那阵子，半年多没有找到工作，父亲是怎么对待他的。那天，到田里种玉米，父亲让他牵驴。本来父亲就没有好气，那头驴又和他作对，根本不跟他走。于是父亲有了撒气的理由，他大声吼着，你还会干什么？连头驴都牵不好，整个一废物。那些话像密集的黑色钢爪不断蹂躏着他的心，以至很多年后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。每当陷入困境，那些话便激励他战胜困难，父亲那双充满绝望鄙夷的眼睛无数次出现在他面前。他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活出个人样儿，否则连自己的老爸都将成为仇人。许多年以后，也就是现在，他基本落在了北京。房子首付完成，女朋友也已搞定，每年黄金周还要出去旅游。失眠的深夜，他还会想起那些令他心寒的话，不管当时多么疼痛，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，他告诉自己那只是父亲的气话而已，不必当真。然而，他只是记得，仿佛出于本能，怕是永远忘不了。在别人眼里，他是孝子是光宗耀祖的人，他人理所当然看不出父子间的距离越来越远。但他明白，他觉得无能为力，可能是自然规则吧，他这样宽慰自己。
周日下午回京，进站检票时大盖帽要检查他的身份证。为了证明自己比父亲能耐，他理直气壮，忘在北京家里了，没带身上。他的口气俨然地道的北京人回乡探亲，对县城的规矩不知且不屑。大盖帽只好说，下次一定带着呀，然后放他过去了。出了检票口，他真想打电话告诉父亲他过关了，后来想想没必要向父亲炫耀什么，难道要证明儿子比老子强吗，那没意思。那个星期天，儿子正在西单陪着女朋友瞎逛。手机响了，是家乡的区号，但不是家里的号码。他找到相对僻静的一隅，接通了电话。母亲的声音透着悲伤和焦急，快回来一趟吧，你爸爸让车给撞了。什么，怎么会呢？现在在哪儿？如当头一棒，儿子一时懵了。在县医院呢，脑袋和大腿都有伤，医生说已经脱离危险了，可是一直昏迷不醒呢。母亲已经带了哭腔。我马上回去！儿子挂了手机，和女朋友解释了几句，赶紧拦了一辆出租车，对司机说，火车站。火车上，儿子紧锁双眉，双唇紧闭，就像从没开过口说过话的哑巴一样。从未有过的焦虑和不知所措把他的脑子撑得满满的。一方面他担心父亲自己的伤势，更让他费解的是车祸的来龙去脉，他知道父亲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，哪里会出这样的错误，再说了县城的交通事故一年半载不见得有一桩，怎么偏偏让他给碰上了。风风火火到了病房，母亲在一旁低头不语，看见儿子进来，脸上显出踏实的神色。儿子坐到父亲身旁，父亲的头上缠了厚厚的纱布，几乎快要遮住眼睛了。脖子上也缠了纱布，靠近左耳地方的纱布已经被血洇红了，就像盛开了一朵水红色的虞美人。露出的脸颊、鼻翼、嘴唇等部位一律呈现着像下过雨的土地一样湿润的黑色，与洁白的纱布形成鲜明的对比。细细看来“泥土”上面均匀分布着些许细小的汗珠。儿子终于忍不住了，想要拿东西给父亲擦擦汗珠。两只手不听使唤地茫然在身旁划拉，就触到了父亲的外套，这是一件国防绿的中山装样式的上衣，他已经记不清穿在父亲身上多少年了。他记得父亲爱把手绢放在左边的下兜，因为父亲是左撇子。当他的手伸进兜里时，指尖触到一个硬硬的卡片似的东西，他不假思索地掏了出来。当他把自己崭新的身份证双手捧在眼前时，他明白了一切。泪如雨下，止也止不住，没有声音的哭泣。泪眼模糊中，他盯着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”几个字时，猛然醒悟，趴在父亲的身旁叨咕着，爸爸，是我不好，我忘记忘记了，我忘了自己的真正身份，我是您儿子。2005年7月18日夜北京知春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