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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父亲和他的兄弟

 

先说大伯。大伯今年五十六岁,他们兄弟中最小的是我是四叔,才三十来岁,大伯的大儿子比四叔都大。这不奇怪,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还没实行计划生育,倘若要在在苏联,我的奶奶一定会成为“英雄母亲”小的时候,我跟着母亲住在乡下,房子是爷爷奶奶给他的儿子置办的。农村的习俗,儿子结婚,上一辈总是要给他一套房子的,无论建得怎么样。大伯家的房和我家的房子连在一起,中间的堂屋是公用的。我记得事的时候,大伯就是我们那个队的队长了,算得上是村委,附近哪家有什么事情总要找上他,像夫妻吵架他都要过问,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,他却不在乎。大伯有一手绝活,那就是吹唢呐。所以,一般村里哪家有红白喜事一定得请他,并不仅仅是看在他大小是个官的份上,而是请他吹唢呐。一般说来,吹唢呐都是两个人,而大伯和村里也是一个老唢呐是金牌搭档。那种阵势我见过,两个人往堂屋里边上的桌子旁一坐,眼光一接触,心里都有数了,一个人先吹起来,另一个人就天衣无缝地接上去,配合得恰倒好处。曲调也是花样百出,他们吹唢呐也不用谱,凭的都是记忆,时间一长就成了惯性,就像某些书中描绘的武林高手那样,一个词:心随意动。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吹奏的曲子名字是什么,我问大伯,他也不知道,说都是上一辈传下来的,谁知道呢?除了吹唢呐,还有吹大号。每当有重要宾客来的时候,大伯会从墙上取下号来,伸长了,喇叭朝着大门,深吸一口气,抵住号嘴缓慢地吐气,大号便响起来。先是小声,慢慢变大,中间抑扬顿挫的,一口气放完就该是高潮了。这时候,大伯紧接着再吸一口气,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吐完,那号声就震耳欲聋了。我仔细地观察,觉得真的是一门艺术了。他们也不要求有什么报酬,但主人家总会在他们走的时候每人塞一条猪腿什么的以作答谢。现在,大伯的大儿子也跟着他父亲学起了吹唢呐,也算是子承父业,好久都不回老家了,大哥应该满师了吧。大哥和二哥都结婚了,像爷爷一样,大伯为他俩修建了房子,跟他和我父亲的房子一样款式。而轮到三哥就麻烦了,虽然结了婚,但只能和大伯住在一起了,大伯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。四哥和五哥都在广东打工,如果某一天回来成家立业,恐怕够他喝几壶的了。我父亲在机关工作,大伯有什么事情找到他,而有的恰恰是他办不到的,只能拒绝了。大伯不理解,有时候说几句“两家话”意思是怪父亲。父亲倒不说什么,他从读书就在外面,一年难得回几次家。而母亲和我呆在乡下有六年多的时间,或多或少让大伯“另眼相看”了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伯常常对母亲说,太学(父亲名字)六岁那年吃杏子,杏仁卡在喉咙里出不来,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,还是我伸手把杏仁给抠出来,不然——再说我父亲。父亲四十有四,你也许要问了,为什么和大伯相差那么大呢?因为我还有两个姑姑,都比父亲大比大伯小,还应该有个二伯的,但不幸夭折了。可能在他们四兄弟中,我奶奶最愿意提起的就是父亲了,只有他在政府工作。但据我父亲讲,小时候,我的爷爷他的老子是不赞成他读书的,幸而奶奶说了句公道话,就让他读吧,等哪天他不想读了,自己会回来的。但父亲却没有回去,读着读着就读出名堂来了,考上了县里的师范学校。那时候的师范学校一年只要十来块学费,每个月国家还给学生补贴。一年的补贴加起来远远超过了学费,这是计划经济的好处,像父亲他们就沾光了。父亲毕业后先是一名民办教师,不几年就转成公办,正二八经一名吃公家饭的国家干部了。教了年书,父亲就转业到政府里,当过几年武装部长,我看过那时候他的戎装相,觉得蛮帅气的。紧接着再转业,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,一直就干到现在。父亲尝到了知识的甜头,对我们兄妹俩的学习就督促得紧了。每当我抱怨学习困难的时候,他就忆苦思甜了:当初我们读书是什么条件?你是没经历过,一年到头穿草鞋,帆布包一背就是六年。衣服是你爷爷奶奶的衣服改的,我到师范才穿上的确良(衣服),第一双皮鞋也是工作后才穿上的。你苦,也不想想我有多苦。父亲这么一说,我就哑口无言了。是的,我的确不能跟他比,他凭着自己的勤奋改变了自己的人生,改变了自己的命运,尽管他是被逼的,但总的来说,他走上了一条和他的父辈他的兄弟不同的道路,也值得让某些人羡慕的。父亲每年过年都回老家,挈妇将雏的。前年奶奶八十大寿的时候,她的儿女们为她实实在在庆贺了一番,其中父亲单位的“国家干部”都去了,我知道,奶奶心里一定非常高兴的。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: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。当然,这是他在教育我的时候说的。高中毕业那年,我想考军校,但因为近视未能录取。看到其他人因为走后门即使戴上眼镜也走进了军校的大门,我很不服气,说,我不能上分数线,那是我的错,但我上去了,你却不能送我去,那只能说明你没有能力。父亲倒是干脆,也不逃避,说,是的,我的确没有这个能力,我承认。每条路都得有人去走,看你走哪一条。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。为什么非要考军校呢?读一般大学不也一样吗?刘少奇说“读书做官”我没能当上官,但我至少不愁温饱吧,不像你大伯在家辛苦劳动一年还得盘算收成,我很轻松。压力有,你们兄妹,不怕送不起,就怕你们考不起。我理屈词穷,后来通知书来了,我乖乖地带着他的嘱咐来到大学。父亲也常拿“农民的儿子”自居,甚至把我也当成农民的儿子(其时我已随他成为城市人口)。他觉得自己能够“混”到今天这个地步已经很不错了,似乎有种“知足常乐”的味道。现在,他的儿子即将大学毕业,女儿也将参加高考。我不知道自己将要走哪条路,就像当初他考上师范时不知道二十年后自己会是一名警察,但有一点,无论我怎么走,他在奋斗中的点点滴滴都见伴随着我,无论好与坏,成功,或者失败。

再说三叔。叫他三叔,自然比父亲小了,但他却比父亲先一步结婚,所以他的儿子比我都大一岁。怎么说呢?三叔,就像父亲一样,两个人都在老大与老幺(农村对最后一个孩子的叫法)之间。但比起父亲来,他就吃亏许多,他分到的房子显然比父亲要小,父亲跟大伯是一个级别的。拿现在的话说吧,我家的房子是三室一厅,他分到的却是两室一厅,而这个“厅”更是小了许多,没办法,谁叫他是老三呢?三叔也有一个本领:砌墙。一把瓦刀行遍天下。砌墙只是书面说法,我们通俗叫作“修房子”而修房子并不是“砌墙”所能涵盖的,它包括打地基,之后才是砌墙,最后还要封顶(农村叫“搭板”)。显然,这是大伯吹唢呐不能及的,这大概是三叔家比大伯家殷实的原因吧。三叔可以说是建筑行里的状元了,前提是在我们那。他的这一手技艺是跟他的连襟学的。我们那的农村开始推行沼气照明,得修沼气池。三叔成为首批培训的技工之一。划地建池都得叫上他。当然,报酬也是丰富的,要修池子的人家对他们是好酒好肉的招待。三叔早就鸟枪换炮了,腰里别一个品牌手机,卷尺随身携带。毛主席的战士是“哪里需要哪里走,打起被包就出发”我的三叔则是“哪里需要哪里走,拿起瓦刀就出发”三叔多半时间在外面,家里事无巨细都交给了三娘,三娘是个贤惠的女人,从来都不会对丈夫有所微词。她知道丈夫并不是逃避责任,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做,他在外面挣钱,也是为这个家庭着想的。在我读高一的时候,三叔家就建起了一座房子,两边对称,我心里暗笑。三叔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,我想他也在学着他的父辈为儿子置办家产吧。但由于有我父亲的例子,他也知道知识的重要,总是叫儿女好好学习,将来别像他那样风里雨里的来去。可惜的是,他的一个儿子和女儿都辍学打工去了,另一个儿子也该高中毕业了。虽然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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